明铺村伏击战，又名飞狐峪伏击战，堪称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场经典战役。此战虽规模较小，但却充分展现了我军巧妙运用伏击战术，凭借少量兵力歼灭敌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是伏击战术应用的典范。
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分别是时任七一七团团长、后来晋升为中将的刘转连，以及他的得力助手，时任七一七团参谋长、后来的少将左齐。两位将军不仅战术制定极为精密，而且战场指挥展现出了高度的心理博弈与战术想象力，成功地利用敌军的弱点，发挥我军的优势，完成了一场几乎全歼敌军的伏击。
飞狐峪伏击战虽然战斗的规模和烈度不算大，但由于其独特的战术设计以及最终的胜利，特别是日军少佐在战败后绝望自杀的事件，赋予了这场战役“又一场平型关大捷”的美誉。
展开剩余86%涞源县位于河北保定的外围，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涞源附近的涞蔚公路更是成为敌我三方激烈对抗的主战场。自1937年以来，这条连接涞源与蔚县的公路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涞源的土地上洒满了无数先烈的血迹，“一寸山河一寸血”这一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条沾满血迹的公路。
尽管如此，涞源依然是我军与日军激烈对抗的战略重地，而涞蔚公路在敌占和我方反占过程中多次易手，也成为双方角力的焦点。在这一系列惨烈的战斗中，明铺伏击战尤为突出，它展示了在失去优势的情况下，我军指挥官依靠精妙的战术反败为胜的能力。
明铺村，位于涞源县的北部，坐落于日军重兵把守的蔚县东南方向。日军因我军的频繁打击，蔚县的补给变得极为困难，于是他们决定开辟新的补给线路，这条名为涞蔚公路的路线便因此而生。日军通过这条补给线希望分散我军的注意力，从而减轻我军对其补给线的破坏，保障前线的供应。
涞蔚公路的开辟显然是日军的阳谋，目的是分散我军力量，使其难以集中兵力对两条补给线进行有效打击。然而，我军凭借卓越的情报工作，获得了敌军辎重部队通过这条路线输送物资的准确消息。到了11月中旬，我军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这时，晋察冀军分区决定组织一场伏击战。考虑到我军与日军在兵力、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指挥官们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以少打多”的战术，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涞蔚公路通过涞源和蔚县之间的崎岖山谷，其中一段正经过明铺村，道路两侧的飞狐峪便成为了理想的伏击地点。
战术非常简单：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敌军。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成功几率，晋察冀军分区调集了包括邱会魁支队的两个团和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内的三千多名兵力，兵力足足是敌军的十倍，目标是完全歼灭这支不到三百人的敌军辎重部队。
然而，事与愿违。在11月16日，战斗的准备工作几乎完成，敌军辎重部队还没有到达，却发生了一起意外。一个赶驴的老乡不慎踩中地雷，引起了剧烈的爆炸，直接被敌军侦察机发现。敌军的侦察机很快在空中盘旋，察觉到明铺村的异样，前线的总指挥看到这一情况，不禁感到战机已失，遂下令全军撤退。
就在此时，七一七团的指挥部内却发生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转折。团长刘转连想到，如果敌军发现我军的伏击，必定会认为战机已失，并按照惯性思维认为我军已经撤退。因此，敌军可能会放松警惕，重新走上明铺村的路线。刘转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趁敌军心生松懈，夜晚时分悄然返回伏击阵地，等待敌军进入陷阱，再次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这一计划虽然冒险，但由于敌军的侦察机已经探明我军撤退的假象，刘转连决定大胆一试。经过紧急商讨，所有指挥官一致同意冒险执行这一计划，最终决定以极限兵力进行二次伏击。
战斗开始时，我军并不完全掌握敌军的动向，只能依靠少量情报和自身判断。由于兵力严重不足，七一七团采取了最精巧的战术布置。刘转连将全团最精锐的尖刀连安排在飞狐峪南口，背靠涞源，防止敌军突围。北口的南坡则由二连埋伏，既防止敌人从后路逃脱，又能够观察敌军是否有增援力量。其他部队则分散在飞狐峪中段进行包抄，准备一举歼灭敌人。
战斗爆发时，刘转连的战术几乎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敌军果然走进了预定的伏击圈，但随着战斗的推进，日军表现出惊人的抵抗力，战斗逐渐变得异常惨烈。最后，我军虽然成功截获了敌军的大部分辎重物资，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七一七团的战士们虽然顽强抵抗，但团长刘转连、参谋长左齐等指挥员均身受重伤，许多战士也壮烈牺牲。
这场胜利，为我军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士气。然而，胜利背后的代价却是沉痛的，许多英雄的鲜血洒满了这片土地。正是这些先烈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定。
这场战役深刻地告诉我们，战场上最重要的不是一味的依赖强大的兵力，而是要运用灵活的战术、准确的判断以及出奇制胜的策略。刘转连将军正是凭借这三者，成功逆转了战局，取得了这场关键性的胜利。
刘转连将军通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最终获得了1955年授予的中将军衔，并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之一。他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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